网上办案为3位村民挽回损失12万元

人群规模的大小，正是大城市和小县城的差异所在，也是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的区别之一。

我认为不需要在这一问题上耗费太多精力，原因如下： 首先，中国在绿色环保发展过程中一直强调节能减排，虽然用行政计划和指令的方式也可以强制企业碳减排，但行政指令对于碳达峰更有效一些，而对于碳中和则相形见绌，会有很大不足。资本的流动要通过市场，包括银行、信贷、债券也包括权益，我们说资本市场是最主要的实现平台，是因为碳市场定价、整个绿色溢价形成以后，在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的资本流动聚集优化的动态过程中，资本市场是最核心和关键的一部分。

因此，如果没有一个更高效的碳市场，而仅局限在控排企业能够实现减排的简单目标，那么我们无法实现整体经济、全行业向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下一步体制机制建设的关键内容就是完善碳市场。挑战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即使是今天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仍然可能发生错误定价、过度投机等情况，这是和市场相伴相随的，不可能彻底绝灭。因此，不是因为碳市场具有金融属性而要做进一步的完善，而是因为建立这个市场本身就需要向这个方向完善，促使它发挥功能。因为在狭义的碳市场中，按价格来算，交易规模和交易对象是有限的，且碳市场本身就有一些特殊性质。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中，政府的决策和分配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能过度夸大金融市场的功能和作用，以致于出现一些波动和问题就认为是洪水猛兽。这可能说明了疫情期间学校和育儿机构的关闭，对有子女的家庭带来了挑战，职场妈妈们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冲击。

现有研究发现，疫情期间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下降，特别是女性、移民、非正规就业和年轻劳动力更可能在就业和心理层面受到疫情的重创。其三，从业人员沦为失业与其心理健康呈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并降低了整体幸福感。此外，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失业率高于城市本地劳动力，证实了这一群体确实存在的失业问题。第三，从分析数据上，本研究利用的从业人员个体追踪数据，是疫情期间国内唯一的大样本个体追踪数据，覆盖了2020年疫情发展的整个过程，并且对全国从业群体在地域和行业层面有较好的代表性。

相比之下，中国的防控措施不仅有速战速决的特色，而且防控效果是最好的，在其他国家陆续出现疫情二次反弹的情况下，中国依然保持了较好的疫情防控效果，这为中国发展经济、恢复就业创造了窗口期。本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号:71973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20AZD086)、国家高端智库项目和北京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攻关专项课题的资助作者感谢邱药提供的部分防控政策数据，感谢两名匿名审稿人，以及姚洋、刘国恩、王敏、李力行、赵国昌、罗楚亮、傅十和、叶蓄蓄和Xin Meng等提供的修改建议.并感谢许金凤和谢佩瑜的优秀助研工作。

从失业比率来看，3月初和6月中旬的从业者自报失业率分别为7. 5%和11%。Nanda et al.(2020)发现印度外来务工人员在封城期间会因为失业而失去社保，并陷人焦虑与抑郁。以上文献探讨了各国在封城背景下个体从业者遭受的就业冲击和心理健康损失。大量的研究也佐证了中国积极的疫情防控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病毒的传播，带来了显著的健康收益(Qiu et al., 2020 ; Fang et al., 2020 ; Tian et al., 2020 ;Chinazzi et a1.,2020;Lai et al., 2020;Hsiang et al., 2020;Chen et al., 2020;He et a1.,2020;Qi et al.,2020)。

本文的调查样本共覆盖316个城市，其中有19个同时采取了封城和封小区措施，230个只封小区没有采取封城措施，67个既没有执行封城也没有采取封小区措施。Brodeur et al.(2020)利用谷歌搜索数据发现，在封城期间，欧洲和美国人对关键字无聊孤独焦虑和悲伤，的搜索频率出现了显著上升，并推测是封城措施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健康。一级响应执行的时间越长，复工率越低，两者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则寄希望于群体免疫，管控措施较为松散。

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二) 就业受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此前的分析发现，疫情与封城等防控措施放缓了复工进度导致部分从业者无法及时复工甚至失业。以上的研究和数据只反映了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就业冲击，随着此后疫情防控的效果逐渐凸显，这一短期的就业冲击是否能尽快恢复?不同就业群体在疫情冲击下受到的影响有何不同?此前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缺乏系统的讨论。

2月3日春节假期结束时复工率只有15%，截至6月巧日复工率达到84%;在3月初和4月初两个时点，都能看到复工率有明显的提升。由此可见，一级响应强制性要求停工停产，二级响应则要全面推动复工复产，两者的政策口标存在方向上的差异。

数据显示，2020年从业者的劳动收人较去年同期有显著的下降，2月份的劳动收人是去年同期的64. 4%，平均收人下降幅度达36%，到5月从业者的平均收人明显提升，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1. 7%。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采取了更为严格且更长期的疫情防控，防控效果突出也源于此。这与第三部分中阐述的疫情封闭政策导致复工进度放缓的结论是一致的。失业者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和制造业，说明这两个行业在疫情期间受到的负面冲击更重更深远。三、疫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一)调查数据的介绍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疫情、复工与心理健康调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借助腾讯企鹅智库的在线调查平台展开。分地区来看(图2一C)，上海、深圳和广州，复工趋势与总体趋势相符，北京疫情防控措施更为严格，复工进度明显滞后于其他一线城市。

各省从一级响应降级到二级响应的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建筑业的复工情况则是在3月初反弹，并迅速攀升。

总的来说，中国采取的是速战速决的防控策略。图4(左)显示，在包含了京津冀三地的前提下，一级响应持续时间与累计确诊人数无明显的相关关系。

上海也因其特殊的地位而采取了相对严格的防控措施。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表2中报告了回归的结果。

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疫情 劳动力市场 。在失业期间，失业群体的主要收人来源为家人(47.5 %)和储蓄(38.1 % )，仅有9%靠社保;从社会救助情况来看，86. 8%失业者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失业保险仅覆盖了8%的失业人群，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不足1%，另外只有1. 4%的失业者申请到了小额贷款。韩国则没有实施大规模封城，而疫情的扩散对其就业存在直接冲击，即感染人数每增加千分之一会导致2 % -3%的就业下降(Aum et al., 2020a )。4  Aum et al.(2020b)以韩国为例比较了不同类型防控措施的效果及其经济成本。

严格的疫情控制措施也因此饱受争议。内容提要：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些分析手段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解决防控措施制定的内生性问题，从而识别疫情防控措施的真实影响。Pieh et al. (2020)发现疫情封城期间，奥地利居民的总体抑郁和焦虑水平分别为新冠疫情前的5倍和3倍，并且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都显著低于疫情出现前的水平。

本文对2020年中国防控经验进行评估和总结，为国外疫情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了借鉴。(2)单独执行封小区政策的就业负向影响不显著，但是封城和封小区同时执行具有政策叠加效果(将封城和封小区系数加总均为负，且F检验在1%水平上显著)。

中国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通过武汉封城等严格的防控手段，在短短三个月内打赢了阶段性的抗疫之战，创造了武汉新增确诊人数归零的公共卫生奇迹。FE模型设定如下：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使用FE模型处理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及地区特征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仍可能存在无法观测的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同时影响个体的就业情况和心理健康，比如宏观经济冲击等。在这一水平维持了2-3个月后，又出现明显的增长势头。此外，本文强调了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及其高发性，其失业保障问题不容忽视。

本文的分析发现：其一，全国复工率从2020年3月初的63. 1%提高到6月中旬的84.2%，截至11月底恢复到89.7%;失业率从6月中旬的11%，降低到11月底的4. 4%。张丹丹(通讯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OECD预测202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率会达到两位数，将是第一季度失业率(5. 3 %)的两倍以上(OECD,2020)。这说明广东在防疫政策制定过程中可能更多地考虑了经济因素。

总的来说，2020年内复工进度明显提升，就业率从3月初到11月底明显改善，失业率在年中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就业趋势呈现明显的V"型特征。需要关注的是，住宿和餐饮业复工持续走低，截至6月中旬仍处于各行业最低的水平，总体复工率不到74%。